刘晖, & 张艳芳.(2023).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战略与成效. 中国远程教育(11),60-71.

　　【摘要】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建设区域教育枢纽的设想，作为“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特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建设区域教育枢纽，建立与“一国两制”相耦合的特区高等教育，对于香港和内地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也彰显“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价值。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政策既是对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回应，也是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呼应，更是对“一国两制”的响应。根据“一国两制”理论，基于“全球—国家—地方”分析框架，探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发现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选择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区域化和高等教育多元化三大发展战略和建设路径，在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深化区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和促进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初具形制，未来可期。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4年提出建设区域教育枢纽的设想，以之作为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以推动香港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表明中央政府始终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全面阐述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成就，其中有关香港院校世界排名、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等方面的事实和数据佐证了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肯定了区域教育枢纽建设的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4, pp. 1-2）习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丰富实践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经验，也留下不少深刻启示。25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才能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习, 2022）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践“一国两制”做出了鞭辟入里的论述（习, 2022, pp. 57-58）。可见，研究“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实践的历史经验是一项重大时代课题。本研究旨在对“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的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

　　事实上，自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热点。既有研究围绕“一国两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政治发展、香港经济发展、香港国民教育与国家认同等主题展开（郭永虎 & 闫立光, 2017），然而关于“一国两制”与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成果则为数不多，亟待深入。香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是中西文化传播的纽带，但囿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近几年香港高等学校仍然存在少数师生片面理解 “一国两制”、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关注不够以及服务国家发展的优势不甚明显等问题（蒋凯 & 王涛利, 2020）。综合一系列报告以及特区政府的措施进行分析可知，21世纪以来香港高等教育的发展紧紧围绕建设区域教育枢纽这一主题展开（夏人青, 2018, p. 266）。

　　回归祖国后，香港高等教育发生变革与转型。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建设区域教育枢纽的动因可以用费正清和邓嗣禹（2019, p. 9）提出的“冲击—回应”型发展模式来解释。香港回归前后遭遇压抑的高等教育需求以及来自国际和周边地区高等教育竞争所形成的强大冲击，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等多方面不断释放出来。在各种冲击力的复合影响之下，香港高等教育被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赋予重大使命，需要重新定位并满足多层面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区域教育枢纽建设战略应运而生，成为对上述种种冲击的回应。香港特区建设区域教育枢纽，建立与“一国两制”相耦合的特区高等教育，对于香港和内地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也彰显“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价值。综观现有研究，或是探讨亚洲教育枢纽建设的“领头羊”——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较视角（廖青, 2017），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比较视角（宋佳, 2015），以及香港自身的视角（莫家豪, 2016），或是探讨香港区域教育枢纽政策经历的发展阶段（杨心& 李盛兵, 2023），或是将香港置于亚洲（霍金斯 等, 2022）、粤港澳大湾区中（卓泽林, 2019）讨论其教育枢纽建设，而较少关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议题。

　　本研究聚焦“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的实施战略和建设成效，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香港和内地的相关政策文本与官网数据等进行梳理分析，以期对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当下正值“一国两制”香港实践“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总结“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的实践经验，为早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习, 2022, p. 57）的愿景助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蕴、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教育枢纽的概念最初由新加坡提出，其创建取决于该国家或地区是否具备有利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区位等条件，以及其是否想要建设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科学研究与教育培训中心。区域教育枢纽建设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浪潮的进程之一，随着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兴起而成为国际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卢一威 等, 2016, p. 102）。香港特区政府于2004年提出建设区域教育枢纽的设想。

　　学界对于教育枢纽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这一概念同教育枢纽本身一样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具有动态性和多变性等特征。尽管如此，简·奈特（Knight, 2014b, pp. 13-14）的定义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即“教育枢纽是一项旨在建立一个由本地和非本地参与者组成的集群，战略性地从事跨国教育、培训、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动以产生群聚效应的规划”。本研究采用该定义来阐释教育枢纽。据此定义，学界对卡塔尔、阿联酋、新加坡、中国香港、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越南、泰国等教育枢纽建设颇为关注。一般而言，枢纽通过吸引大量非本地参与者来实现国家或地区层面的特定目标。香港特区教育枢纽的定位是“区域教育枢纽”，主要是为亚洲（尤其是大中华地区）培育英才。香港教育资助委员会（以下简称“教资会”）①出版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报告》，将区域教育枢纽定位为“通过为非本地人提供教育服务以吸引外地人才，为建立具竞争力的知识型经济增添动力”（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2010-12）。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是教育枢纽的核心部分，因此若无特殊说明，学界及各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政策文件中所提及的教育枢纽当指高等教育枢纽。鉴于研究需要，以下讨论仅涉及香港高等教育中的公帑资助教育界别和自资专上教育界别②，不包括继续教育中的终身学习界别。

　　继提出教育枢纽的概念后，奈特采用类型学的方法，将教育枢纽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学生枢纽（student hub）、人才枢纽（talent hub）和知识/创新枢纽（knowledge / innovation hub），三类教育枢纽各有侧重（见表1）。

　　奈特关于教育枢纽的定义及其类型划分被后来的研究者所沿用，三种类型的框架常被用来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枢纽类型，以便各教育枢纽所在国家或地区能够自我定位。据此类型框架，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目前属于学生枢纽（Knight, 2014a, pp. 183-206），未来发展的目标指向包括了人才枢纽与知识/创新枢纽。在人才枢纽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一系列面向科学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培育政策以吸引优秀人才、提高国际竞争力、优化人口结构；在知识/创新枢纽方面，特区政府加大研发经费投入，鼓励大学与企业之间开展合作等。诚然，教育枢纽的发展具有动态性，需要动态审视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的建设。

　　在高等教育领域，与国际化一同发生的还有区域化，区域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与国际化不是“零和博弈”（zero sum game），而是一种共生关系。只有推动高等教育区域化，才能终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而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加快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发展（杨强 & 叶宝娟, 2010）。根据马克斯·韦伯（Weber, 1949, p. 90）提出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香港特区教育枢纽正是典型例证，它是国际化与区域化的典型，也是历史形塑的共生体。根据菲利普·G. 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的高等教育依附理论（higher education dependency theory），作为后发地区的中国香港，在区域教育枢纽建设过程中试图与欧美等传统留学大国抢占国际市场，使得亚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鲜明的依附特征，与此同时，香港作为中国文明面向海洋世界的新边疆（强世功, 2023），发挥着整合区域资源的重要作用。

　　教育枢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区域化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教育枢纽表征着某一区域内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和高等教育区域化融合性发展水平，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升级。只有在某一区域内高等教育国际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教育枢纽才有可能产生（徐一渌, 2022）。国际化和区域化在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上的最大公约数是教育枢纽，将具有全球意识的学生、学者、研发人员和科研项目提供者汇聚在一个平台上，吸纳国际化带来的全球教育资源，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国际化时代背景下跨国教育发展方兴未艾，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政府提出教育枢纽建设战略。教育枢纽不是静态实体，而是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演变，以应对政策变迁、外部环境变化和新机遇降临。就香港特区而言，区域教育枢纽建设既是立足地方发展需要，增强软实力的被动接受，又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区域化进程的响应，也是定位亚洲国际都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动选择。

　　“一国两制”理论（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theory）为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学理阐释和良好的制度基础。为了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应运而生。（1994, p. 59）提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理论在香港的实践取得显著成效。习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习, 2017, p. 5）习从中国文明史的角度来审视香港和“一国两制”，不仅仅是着眼于解决香港当下的政治疑虑，更是从大历史高度将“一国两制”理解为一项长期国策（强世功, 2023）。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是“一国两制”致力于香港独特优势理念的具体实践。

　　马金森和罗兹（Marginson & Rhoades, 2002）在以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三角模型”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分析框架基础上，打破现有模型限定在单一国家内部的局限，提出“全球—国家—地方机构探索式”（a glonacal agency heuristic）框架来解析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在这个框架中，“全球—国家—地方”（glonacal）这一术语旨在凸显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面的力量都是影响和决定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机构”（agency）这一术语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存在的实体或组织，如欧盟等国际机构、国家层面的教育部、地方层面的高等院校等；二是指在全球、国家或地方层面，个人或集体主动采取行动的能力，譬如高等教育政策分析协会等国际专家团队塑造国家政策和地方实践的能力，国家层面的商业高等教育论坛等团体影响国家政策和地方实践的能力，地方层面的院校教授团体和行政管理团队影响院校政策或提升院校国际竞争力的能力等。在全球化时代，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平衡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面对高等教育的挑战的策略。

　　本研究结合“教育枢纽是对国际化与区域化的战略选择”这一事实判断，根据 “一国两制”理论，对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背后的关系结构进行解构，基于“全球—国家—地方”视角，构建一个高等教育“国际化—区域化—多元化”分析框架，阐释“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的战略举措与政策成效。底层逻辑有三点：其一，目前学界对于教育枢纽的战略、成效分析主要是从“国际化”切入，大多聚焦在国外国际化即跨境高等教育方面，侧重“全球”层面，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构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区域化—多元化”分析框架，正是为了突破这一局限性。其二，香港回归祖国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内地”因素成为香港特区教育枢纽区别于其他教育枢纽的独特之处。香港特区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部分，“区域化”为探讨香港特区与广东省的合作提供了更加适切的分析视角。其三，2009年的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教育产业的目标是巩固香港的区域教育枢纽地位，发展方向是迈向“国际化”和“多元化”。鉴于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含义丰富，本文特指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即香港公帑资助教育界别与自资专上教育界别并行发展是办学体制多元化的基本体现。据此，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区域化与多元化作为核心的分析单元，三者是理解和分析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在香港社会场域中实际运行过程及其现状的重要维度，既存在形态上的独立性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构成一个动态三维模型，可以揭示 “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的战略举措与政策成效。

　　香港高等学校负责人多年来一直呼吁和倡导区域教育枢纽建设战略，最终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广泛的政策框架来促进区域教育枢纽的完型，这一框架选择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区域化和高等教育多元化三大发展战略和建设路径，并采取营销策略、项目策略和组织策略以招募更多非本地优秀学生，加快推进香港区域教育枢纽建设。

　　在“一国两制”pg电子游戏官网框架下，香港始终坚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以维持其作为“东西方交汇点”的地位。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高等学校、大学校务委员会和贸易发展局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采取营销策略、项目策略和组织策略三类策略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举措。营销策略（marketing strategies）即用于宣传和推广教育枢纽的方式方法；项目策略（programme strategies）指那些吸引非本地优秀学生的国际学术活动和服务；组织策略（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即为营销和项目策略提供制度化支持的系统和措施（Cheng, et al., 2009）。上述三类提升策略相辅相成，共同推进香港特区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为提高香港特区的知名度，宣传和推广措施被逐渐提上日程。起初，这类宣传和推广工作由各高校各自负责。后来，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其在海外和内地的经济贸易办事处协助对外推广，又鼓励香港贸易发展局联手高校进行宣传活动。香港各高校主要的营销手段包括通过向目标学校和机构发送广告以及进行路演等方式开展广泛的网络宣传，实地访问高校，参加或者举办教育博览会，以吸引目标学生等（Cheng, et al., 2009）。中国香港教育局访问英国、印度等国家，全面革新“香港升学”网站，推广中国香港高等学校和教育枢纽建设的相关优惠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在2023年宣布成立推广香港新优势专责小组，全面部署宣传和推广香港特区包括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采用上述营销策略主要是为了弥补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存在的“可见度”（visibility）不足这一劣势，提升香港特区的知名度，吸引学生和人才赴港。

　　项目国际化是国外国际化的重要形式之一，跨境教育项目中的交流与合作是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吴雪萍 & 陈浊，2022），区域教育枢纽建设需要为项目的国际化提供条件。

　　第一，打造优质服务品牌。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质量保证机制（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保障高质量教学和研究，为非本地生提供优质服务。香港特区早在2011年已经完成对区域教育枢纽政策有直接影响的四项主要质量保证工作，这些审查或计划有助于确保各教资会资助院校建立有效的质量保证机制。为创建人才招引服务品牌，特区政府推出一系列面向科学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培育政策。譬如，于2008年设立180亿港元的研究捐赠基金（Mok & Bodycott, 2014, pp. 82-88）；于2018年投入额外资源落实提升科研能力的新措施，包括向研究基金注资200亿港元、推出3年共30亿港元的研究配对补助金计划，以及支持研究资助局为研究人员增设3项杰出学者计划；于2020年推出“杰出创科学人计划”，注资20亿港元支持各高校招揽杰出科研人才及其团队赴港；于2022年开放“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取消“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年度配额，优化“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新成立“人才服务窗口”。

　　第二，提供多元课程选择。香港高校获批取录非本地生修读短期课程和经本地评审的本地课程，允许非本地生报名参加自费课程，也向修读香港合资格院校开办课程的合资格学生提供免费审查资助。其中，香港的公立大学利用其知名声誉建立海外合作伙伴关系，并通过组织自负盈亏的联合课程、联合教学和研究项目以及学术交流项目等形式，探索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的合作机会。此外，这些大学也与海外院校签订联合大学协议。譬如，香港大学是21世纪大学协会（Universitas 21）的创始成员，该协会旨在促进成员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

　　第三，给予强力财政支持。自2003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先后推行配对补助金计划，每轮计划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10亿港元，以配对形式资助大学招生，该计划也向非本地优秀学生开放。2008年，特区政府设立10亿港元的特区政府奖学基金，非本地优秀学生每人每年80,000港元。2009年，教资会成立“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为每位获奖者提供每年319,200港元的津贴和每年13,300港元的会议和研究相关旅费津贴，为期3年。2012年，中国香港为来自东盟国家、印度和韩国等国家的全日制学生设立攻读公立学位课程的定向奖学金，每年为120,000港元。2015年，中国香港与印度尼西亚就教育合作事宜签订谅解备忘录。2016年，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香港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奖学金，奖金金额最高可达每年120,000港元，另有每年50,000港元的奖学金供给经济困难的学生。该奖学金范围已于2019—2020学年扩大，现已覆盖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第一，建立支持性的组织系统。2006年，由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担任主席的高层次跨政策局督导委员会开始运作，研究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的发展策略。此外，一些高校特设学术交流办公室、国际教育中心、国际招生小组等行政单位，协调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招收非本地生的工作。

　　第二，成立支持性的质保机构。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一直负责评审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开办的学位和副学位课程。2005年，香港大学理事会成立联合质素审查委员会。这一独立的质保机构由八所公立院校组成，其主要目标是提供一个同行评审的框架，以确保副学位课程的质量。2007年，教资会成立质素保证局，协助其履行质保职责，对各层次的公帑资助课程和本科和研究生级别的自费课程进行质保。

　　第三，提供支持性的政策与基础设施。一方面，为解决土地稀缺和住宿问题，香港特区政府推出批地计划以提供更多宿位，拨地兴建新国际学校以供现有学校扩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 2007-10-10）。另一方面，为解决非本地生的学额、在港居留和工作问题，香港特区政府逐渐放宽限制。2008年，香港特区放宽非本地生学额限制并将额度提至20%，放宽非本地毕业生的入境限制，推出“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2013年，香港特区教育局批准“有关香港发展为区域教育枢纽的技术性优化措施”，进一步放宽对非本地生的相关限制。

　　有学者将高等教育区域化定义为：在一个区域内，高等教育主体和系统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协作和联盟的过程（Knight, 2016, p. 114）。在本研究中高等教育区域化特指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区域高等教育主体为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而促使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内流动和重组的过程，譬如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以及香港特区与北京市、浙江省等的高等教育合作。值得注意的是，鉴于研究需要（主要是便于对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的成效进行分析），在高等教育区域化战略举措的相关阐述中，将凸显“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这一主题，而将营销策略、项目策略和组织策略三类提升策略内嵌其中。

　　2003年，香港与内地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后期又相继签署补充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这些协议逐渐扩大至教育领域，高等教育部门也出台不少配套政策：一是香港高校跨境招收内地学生。自2003—2004学年起，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为期3年共9,000万港元的奖学金计划，吸引内地优秀学生赴港攻读大学学位课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 2006-09-13）。各高校也另设奖学金计划，譬如香港城市大学专门为内地本科生提供2022年度入门奖学金。2004年，教育部同意香港8所公立大学在内地招收自费生，拉开内地生报考香港公立大学的帷幕。2023年，内地高考生报考香港高校本科有4种途径：高考志愿统招、院校独立招生、副学士和国际课程生（内地学校持国际课程成绩的学生）以及通过香港高考（DSE）报考。统招生可以报考香港的15所高校，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在内地采取统招方式，其他高校采取独立招生的方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港澳台办公室），2022-11-03］。副学士课程等同于四年制大学的前两年课程，毕业成绩达标后，学生可以选择升读香港八大校本科三年级，继续修读两年便可取得学士学位。国际课程生可凭SAT、IB、A-Level等成绩进行申报，时间早于高考。香港高考除了向香港考生开放，也对内地考生开放，内地考生可以通过香港高考报考香港高校。二是内地高校跨境招收香港学生。自2012—2013学年开始，教育部推行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以下简称“文凭试收生计划”），鼓励香港学生到内地升学。该计划依据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香港学生，学生无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入学考试（简称“全国联招考试”）。

　　除双向跨境招生政策外，香港特区与内地也有不少其他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政策。2004年签订《关于加强泛珠三角区域教育交流合作的框架协议》；2006年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备忘录》；200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2014年香港特区与广东省签订《关于加强粤港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备忘录》；201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与粤港澳三地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等引领性文件（卓泽林, 2021）；2019年，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粤港澳教育合作提供国家政策依据；2020年，教育部与广东省政府联合印发《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提出多项措施；2023年香港特区与广东省签署《关于加强粤港教育交流与合作框架协议》，以教育协作支持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此外，香港特区也同宁波、北京、四川、上海和南京等省市开展一些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可以发现，一系列的合作协议或政策为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促使香港与内地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由广东等南方省市向其他省市不断延伸，推动高等教育区域化向前发展。

　　高等教育多元化主要体现在鼓励自资专上教育发展，树立自资专上教育界别与公帑资助教育界别并行发展的教育理念，以此整合扩充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加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换言之，自资专上教育界别有助于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化，推动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发展自资专上教育界别也是为了招收更多优秀的非本地生，以建设区域教育枢纽，因此鼓励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战略举措也可以从营销策略、项目策略和组织策略三类提升策略来归纳分析。

　　香港发挥地缘优势，利用互联网、社交平台等信息化手段进行宣传，扩大学校影响力。2017年，自资专上教育委员会推出经评审专上课程资料网、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自资专上教育资讯平台和资历架构等相关资讯平台，为公众提供院校管治架构、政府政策等资讯。2022年，香港特区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SHOW 2022”，约30间院校和机构在展览会上展示网上摊位，介绍经本地评审的专上课程和相关资讯平台。这些举措深化了非本地生对于香港自资专上教育界别的认知。

　　为支持自资专上教育界别的稳健发展，保障课程教学的有序运行，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多项支援措施，包括批地计划、开办课程贷款计划、资历架构基金、自资专上教育基金、配对补助金计划、研究基金、学生资助、退还地租及差饷、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为修读香港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学生提供免入息审查资助计划、自资专上教育提升及启动补助金计划和质素提升支援计划。具体而言，香港特区政府推行评审课程津贴计划和质素提升支援计划等资助项目，在2011年设立达35.2亿港元的自资专上教育基金，奖学金金额为每年80,000港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 2022-08-03）；为帮助自资院校提升质量和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提供配对补助金计划；为鼓励院校开设满足社会需要的课程，出台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为大力发展自资专上课程，鼓励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提供贷款，作为开办新的副学位或衔接学位课程的启动资金（Wong, et al., 2016）。

　　2017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检讨自资专上教育专责小组，收集意见并向政府提出如何增加对自资院校的支持等相关建议。该专责小组提出，特区政府应该区分公帑资助院校与自资院校的“角色分工”，促进自资院校明确定位；制定清晰政策以完善自资院校的质量和管治；检讨和修订相关法例以配合自资专上教育界别的发展等建议（检讨自资专上教育专责小组，2018-12）。

　　香港回归祖国后，特区政府选择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区域化和高等教育多元化三大发展战略，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从非本地生人数持续上升到香港高等教育逐渐建立口碑，香港特区政府的战略措施渐现成效（教育统筹委员会 发展香港教育产业工作小组, 2011-09）。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凭借国家的强大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制定合理战略，优化内外部资源配置，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中国香港成为亚洲最为成功的高等教育枢纽之一。

　　来源：根据QS（）、THE（）、ARWU（）、U.S. News（）官网数据整理，自制表格。

　　第二，进一步集聚世界各地优秀人才，科研成果的创新性不断提升。在香港高校的教授和毕业生阵容中，汇聚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的获奖者，他们在物理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领域取得杰出成就。譬如，香港中文大学汇聚的三位知名教授，包括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高锟教授、曾获菲尔兹奖的丘成桐教授和曾获图灵奖的姚期智教授。2023年举行的全球规模最大的创新展览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囊括了来自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项发明，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2个大奖、8个特别奖和约30个评审团嘉许金奖，为历届之最。其中，香港中文大学的科研项目获得26个奖项，香港理工大学囊括31个奖项，香港科技大学夺得20个奖项（中新社，2023-04-29）。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年度“IMD世界人才排名”，2022年中国香港在全球63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排名中列第14位，2021年列第11位，超过新加坡（第12位）、美国（第14位）和中国内地（第36位）。其中，用来衡量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源技能和能力的质量指标“准备因素”，中国香港位居第三；该排名的评估指标之一“理科（信息通信技术、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专业）毕业生比例 ”，中国香港为41.11%，位列第一（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022）。

　　据教资会统计，在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政策实施的2004年至2021年，香港八所公立大学招收非本地生总人数由3,724人增至20,393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2023-03）。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政策实施后的2010年至2021年，香港非本地生所修课程总修课人数由8,722人增至14,820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2023-03）。

　　第一，内地生赴港读书人数逐年攀升。据统计，2004年至2021年，香港招收的内地生人数未受疫情影响而逐年持续增加（见图1）（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2023-03）。香港对于内地生求学的吸引力逐年增强。赴港就读的内地生若留在香港，则为区域人才储备贡献了新生力量；若其毕业后返回内地，则创造了香港特区与内地其他城市之间的知识流通，为内地培养了高级专门人才。

　　第二，香港学生报考内地高校持续升温。目前香港学生赴内地升学正如火如荼。2022年报名内地升学的香港学生总人数为13,190人，人数打破十年新高［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2022-06-08］。香港和内地高等院校对“文凭试收生计划”反应踊跃，参与计划的院校数目每年持续增加，学科的覆盖范围也不断扩大。参与2023—2024学年“文凭试收生计划”的内地高等院校为132所，分布于内地21个省／直辖市和1个自治区［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港澳台办公室），2022-11-03］。可见，香港学生对“文凭试收生计划”已有一定了解，对赴内地升学的接受度也逐渐提高。

　　第一，香港与内地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形式多样，成果丰硕。在合作办学领域，教育部已相继批准设立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4年）、香港科技大学（广州）（2022年）和香港城市大学（东莞，2022筹设）四所大学，并且香港理工大学（佛山）、香港都会大学（肇庆）、香港大学（深圳）正在申请报备之中。在联盟建设方面，香港与内地已建立粤港澳高校联盟、京港大学联盟、沪港大学联盟、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泛珠三角区域教师教育联盟等区域性教育合作组织。在学生交流方面，2007年推出的“共创系列”暑期实习计划，10年来已为约2,500名香港大学生提供赴内地各省市大学实习的机会，增进了身在内地的香港学生对国家发展大势的深刻认识（新华社,2017）。在科研合作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联合设立“联合科研资助基金”，2022年资助计划约为1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2022-01-26）。回归祖国后，香港与内地通过合作办学、联盟建设、学生交流、科研合作等形式在高等教育合作方面取得良好进展，一系列项目推动了两地高校之间的沟通、交流与深度合作，有效促进了香港师生对祖国历史文化教育和国家发展的正确认知。

　　第二，香港特区与广东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研合作形式多样，取得了重要进展。香港特区与广东省高校的深度合作既是广东省高等教育提升国际化水平的有效路径（李晶 & 刘晖, 2018），也是对香港特区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出台，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政策制度的“四梁八柱”业已形成（卢晓中, 2022），驱动了香港特区与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的新一轮交流与合作。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在深圳市成立研究机构（Kang & Jiang,2019），深圳市目前有超过半数的高等教育机构是香港特区高等教育机构的分支机构，很多香港特区高校和企业也进驻深圳市高新区的虚拟大学园开展课题研究。香港特区高校与广州市的教育科研合作密切，区域教育治理大数据平台由华南师范大学与香港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合作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政策研究院由广州大学教育学院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亚洲高等教育联盟合作建立（吴玫,2021）。珠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实施《珠海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2022年），提出通过合作项目计划支持珠海市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与港澳开展科技合作（珠海市人民政府，2022-01-07）。

　　第三，香港通过将其成熟经验转移到内地城市，形成新的高等教育合作模式。譬如，香港大学的小儿外科在研究和培训方面享誉世界，为帮助解决内地城市缺乏系统化、结构化培训等问题，“培训师培训”项目（Train-the-Trainer scheme）被作为合作教育项目的基石而推出。1998年，首都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与香港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香港慈善机构余淑仪医疗基金会提供资助。“培训师培训”项目使得类似的培训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复制和推广。香港大学于2011年和2012年分别成立了港深研究与创新研究院、港浙研究与创新研究院；香港大学等6所公立大学与北京、上海等7个省市的高校合作举办的本科及以上合作项目达16个（Kang & Jiang, 2019）。

　　香港特区政府支持公帑资助及自资专上教育界别相辅相成发展，对本地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郑海蓉 & 郭丽君, 2014）。

　　香港自资专上教育委员会（2022a）非本地生人数统计资料显示，自2016年开始，香港高等教育阶段各个学位层级的非本地生数量均与时俱增。从2018年至2021年，修读自资专上教育各类课程的非本地生总人数由42,500人增至53,900人。

　　为评估教育制度增值的成效，香港特区教育局进行了“关于2019 年度学士学位课程毕业生的工作表现雇主意见调查”和“关于2019 年度副学位课程毕业生的工作表现雇主意见调查”，其调查对象是来自香港16所高等教育院校2019年度全日制经本地评审公帑资助和自资学士学位和副学位课程毕业生。其中，2019年度自资学士学位和副学位毕业生的整体表现评分结果显示，雇主的整体表现满意度较高，前者平均评分为3.74分（5分为满分），后者为3.55分，介乎“一般达到雇主的要求”和“偶或高于雇主的要求”之间。评分为4.01分或以上的毕业生在前者中占比为31%，在后者中占比为10%。调查结果也显示，自资学士学位和副学位毕业生中均只有1%的毕业生得到的评分为2.00分或以下，表示只有极少毕业生的表现未能达到雇主的要求（自资专上教育委员会, 2022b）。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在区域教育枢纽建设过程中，香港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格局得到进一步深化。

　　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是“一国两制”理论在香港高等教育领域的有力实践，是香港特区政府应对时代机遇与挑战的重要战略，是香港回归祖国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条“金线年的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过程中，“内地因素”、平衡和处理区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人们也越来越形成共识，香港教育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它跟香港的经济、社会、文化紧密联系，研究香港教育，不能不研究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与世界、内地的联系（舒刚波, 2022）。“全球—国家—地方”理论对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其一，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应置于“全球—国家—地方”框架内审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高等教育应当在由全球、国家和地方构成的三维空间中思考和治理，需要平衡和协调来自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面的力量，通过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区域化—多元化”的战略举措，应对香港特区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的挑战。其二，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应重视发挥相关机构的作用。“全球—国家—地方”理论着重强调机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特区政府应进一步激发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支持高等学校探索国际化和区域化新路径，同时建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领导区域教育枢纽政策的调研、制定与实施，监督建设进程，评估这一战略的达成度与不足。其三，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应基于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发挥独特优势。“全球—国家—地方”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必须考虑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背靠祖国，享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是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的独特优势。除了特区政府依法行使自治权，也需要中央政府依法行使管治权。香港特区要更加重视区域教育枢纽建设中高等教育区域化战略，抓住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服务国家需求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回归祖国20余载，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也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与问题。尽管如此，它并非会形成一种静态固化的发展模式，而始终是一个不断探索、走向善治的过程。展望未来，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持续深化区域教育枢纽建设成果，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内地一道实现长期繁荣昌盛，香港特区区域教育枢纽建设的前景必将是光明的。

　　①教资会的主要职能是向受资助大学分配拨款，以及就香港高等教育的策略性发展和所需资源向政府提供意见。委员会也会考虑国际标准和惯例，向各院校提供发展和学术上的意见。引自《检讨自资专上教育专责小组—检讨报告“并行发展，促进多元”》。

　　②依据资助形式的不同，香港的高等教育系统可分为公帑资助院校和自资院校。公帑资助院校包括8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院校（特区政府通过教育资助委员会进行拨款分配）和2所香港演艺学院以及职业训练局属下的院校（由特区政府直接资助）。自资专上教育即财政自给的高等教育界别，该界别共有自资专上院校12所，与政府公帑资助的10所大学共同构成可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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