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电子模拟器试玩在线“士大夫的秀才最多只能做卿相，必不能做帝皇。他们不能做帝皇，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干不够，乃是因为他们是中间阶级，胸襟不广，只配帮别人成大事，不配自己独立做大事，萧何帮助流氓的刘邦，范增帮助贵族的项羽，就是一个证据。”

　　这是学者萨孟武在《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所论。宋明士人不具有革命性，或依附于地主阶层，或同流于游民阶层，成为左右摇摆的中间人。

　　梁山好汉中，文化人是少数派。学历最高的也就是秀才。神算子蒋敬是秀才，科举不第，才弃武从文，负责掌算山寨钱粮。圣手书生萧让是秀才，擅写苏、黄、米、蔡四家字体，担任梁山的文书工作。

　　梁山好汉马甲多，都是斜杠青年。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智多星，在上梁山当军师之前，只是位乡村民办教师，人称“吴秀才”，自称“小生”，阮氏兄弟尊他为“教授”。

　　依书中所表，最有文化修养的还是宋江，打小也苦读经史，可惜没机会参加科举，沦为小吏。

　　明清白话小说中，军师形象多是“智而近妖”，吴用是特别的一例。作为军师，水平没的说，有水浒迷统计，吴用全书献计60次，成功率高达九成五。吴用之用智，独特之处是他够腹黑，下、伪造信函、偷窃东西、绝人后路，给宋江干脏活是独一份。名号超一流，手法下三滥。

　　在元明之交的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中，出现了吴用之名。该杂剧与《水浒传》成书大致在一个时间，谁先谁后有争议。

　　吴用亦儒亦道。《庄子》说无用，“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者，正所以为大用也。”

　　《水浒》是史家笔法，受《史记》影响很多。如《史记·田儋列传》中，田横不愿做刘邦之臣而自杀，“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水浒传》中宋江死后，吴用和花荣至坟前大哭一场，双双自尽而死，情节效仿的就是田横门客。

　　吴用之名，出现较晚，不见于《宋江三十六赞》和《大宋宣和遗事》等早期素材。在《宋江三十六赞》中，只记有“智多星吴学究”，赞词曰：“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赞词暗示吴用之智，既没用对人，也没用对地方。

　　“学究”一词，最早出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代科举分进士、明经等科，其中明经一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和学究一经。五经指《易》《诗》《书》《礼》《春秋》。从字义上说，学究一经，就表示学通了一部经书。

　　据《谷山笔尘》，宋神宗时改革科举制度，应进士考试经义论策, 中进士的分为五等：第一等和第二等“赐进士及第”，次之“赐进士出身”，再次“赐同进士出身”，最后一等“赐同学究出身”。

　　不知为何，“学究”逐渐变成乡村教师的通称。南宋伯仁有七言绝句《村学究》：“八九顽童一草庐，土朱勤点七言书。晚听学长吹樵笛，国子先生殆不如。”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有一句“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学究天人”一词是从此句总结出来的。不过在明代，学究并不被视为天人，反倒饱受奚落。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载，“近世嘲学究云：我若有道路，不作猢狲王。”

　　明人李贽对《水浒传》里的智计有微词，贬为学究见识：“浑天阵竟同儿戏。至玄女娘娘相生相克之说，此三家村里死学究见识。施耐庵、罗贯中尽是史笔，此等处便不成材矣。此其所以为小说也与？”

　　北宋末年蔡京执政，力图兴学，袭用王安石主张的“三舍法”取代科举考试。想法是好的，结果是遭的。北宋末年约有二十余年没有开科取士，底层文人上进遇阻。

　　清代小说《醒世姻缘传》中，讨论过当时底层儒家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四条路悲哀而让人心酸：开书铺、拾大粪、卖棺材、结交官府和教书匠。最后的结论是，最适合穷秀才干的职业还是去教书。

　　学者王学泰把吴用列作游民知识分子：“吴用是个三家村学究，只是教授几个小小蒙童的乡村教师。中国虽然号称尊师重道，实际上对这种农村启蒙老师是很看不起的……他谋略和军事上的技术技巧,也多是文人士大夫所称的‘小夫蛇鼠之智’（宋濂语），不足与语大道，他确实应该属于游民这一阶层，是个不折不扣的游民知识分子。”

　　“军师”一词可追溯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

　　东汉末期始有军师之职，并将军师分为前后左右中。丞相领军是在建安年间形成的，并非汉代常制。三国时魏蜀吴均设有军师一职。魏国以荀攸为军师；蜀国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吴国以朱然为右军师。至西晋，为避司马师名讳，军师改称军司，是军中的常设官职，职务相当于监军，其中太尉军司的地位最高。

　　明清小说中的军师形象，是艺术再创作，寄托了沦落江湖中的文化人入世济世的理想。正像《三国演义》第45回中说的：“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

　　姜子牙是后世军师的标杆，《诗经》中有“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一句，说的就是姜太公。“师尚父”的意思，就是“师之，尚之，父之”。

　　孟子最早提出“为王者师”的思想，认为“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先秦时，鲁穆公要以子思为友，子思很不高兴，坚持要对方尊之以师；孟子被人责备对齐王不敬，他回答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不拜师就不出山。

　　当军师的要点，一是要等，等着明主来请，来“取法”，二是要拖，不能一见面就答应，掉价，要让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当然事不过三。

　　“三顾茅庐”的故事脍炙人口，《三国志·诸葛亮传》对此事的记载仅寥寥几笔：“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再据学者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事实上诸葛亮是先拜访过刘备的。

　　姜子牙受文王知遇之恩，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只说“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一顾再顾的故事也是后来人的添油加醋。

　　据王铚《默记》，赵普初遇宋太祖赵匡胤，当时赵匡胤兵进淮南，与南唐大将皇甫晖相持不下。“闻诸村人，云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请以决曲直。”赵匡胤“迎见加礼，再三叩之”，赵普提了三问，献了一计，让赵匡胤抄小路绕后山，给皇甫晖来了一个“背刺”。此战过后，“尽收淮南，李璟割地称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晖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

　　《大宋宣和遗事》中，吴用最早被称作“智多星吴加亮”，“吴加亮”不知是吴用的本名还是字号，也很难断定就是“比诸葛亮还要亮”的意思。在《水浒传》中，加亮成了吴用的道号，口气很大，智取生辰纲一节，晁盖踮着脚称赞道：“好妙计！不枉了称你做智多星！果然赛过诸葛亮！好计策！”

　　《水浒传》里，被比作诸葛亮的不只是吴用，宋江、公孙胜和闻焕章都有此等评价。吴用有过三次，宋江也有过三次。

　　与吴用一样，闻焕章也是一位乡村教师，在东京城外的安仁村教学。闻焕章在高俅军中后，谏言招安之策，却遭高俅拒绝。自此闻焕章再也不献一策。高俅兵败，闻焕章被俘，致信昔日同窗宿太尉，最终促成梁山受招安。此后销声匿迹。与吴用相比，闻焕章比吴用有人脉底蕴，但他知进退，不耻于当权贵豪强的附庸。

　　明清白话小说往往把军师神异化，他们通天文，晓阴阳，精占卜，知奇门遁甲，排兵布阵，还能呼风唤雨，驱神驭鬼。此类军师的成长经历，都是“天书奇谭”，一脉传承。《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曾遇异人，传授八门遁甲天书，用他的话说：“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西汉演义》中的张良遇黄石公，受赐“秘书三卷，奇谋神算，虽孙、吴不能及也。”到了《英烈传》，刘基于深山遇白猿，得张良所留“黄石公秘传”，又受异人周颠指教，故深通韬略法术。

　　梁山的军师有三人——吴用、公孙胜和朱武。按理说，公孙胜比吴用更妖，更符合传统小说的军师人设，《水浒传》中呼风唤雨这些玄乎的事情都是公孙胜来做。稳坐第三把交椅的为什么是吴用？这才是《水浒传》最真实之处。吴用现实得不能再现实，他放下了军师的架子，也拉低了道德的底线。吴用一听说有生辰纲这笔横财，不等着晁盖来一请二请三请，主动上门就去献策。上了梁山，立刻和宋江做了捆绑，可以为赚李应而烧了他的庄园，为赚朱仝而唆使李逵斧劈小衙内，为赚卢俊义而害得他家破人亡。

　　鲁迅先生常用“帮忙”和“帮闲”来分类古代士人。他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说：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说：“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夫君子之儒，心存仁义，德处温良；孝于父母，尊于君王；上可仰瞻于天文，下可俯察于地理，中可流泽于万民；治天下如磐石之安，立功名于青史之内，此君子之儒也。夫小人之儒，性务吟诗，空书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干言，胸中实无一物。”

　　《水浒传》中的吴用所代表的底层士人，他们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去给雄主或君王帮忙，轮不到他们。最现实的出路就是去给权贵或豪强作帮闲。比如东平府知府程万里，本来是童贯家的门馆先生。在征方腊前，蔡京将萧让留下，让他做了门馆先生。名义上是先生，实际上已经没人把你当老师。

　　鲁迅先生对帮闲的士人还用过一个词，叫篾片，是贬义词：“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在明清小说中，“篾片”还有写作“密骗”、“觅骗”“蔑骗”的，《金瓶梅》里有几个这样的篾片成天围着西门庆。

　　《水浒传》塑造了吴用这个“天人了落地”的军师形象，体现了宋代以降，士人群体的道路困境。他们抛却了成为“君师”的儒家情怀，委身于权与贵的门下，可帮忙，还可帮闲，甚至还能帮凶。（责编：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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