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晚的昆明，室外温度在25度左右，微风惬意。接近晚上22点，盘龙区金江路美食街依旧聚集着不少吃夜宵的人。张颖一家就在其中。他们刚从旁边的同德广场出来，刚在一家叫“滇吖吖鲜牛肉冒菜”的店门口停下准备吃饭。

　　冒菜店店面不大，店内只有三四十平米，还被厨房占了一半，拥拥挤挤只能摆下十来张桌子。

　　人多桌子少，店门口外面也放了两张木质折叠桌，几条塑料矮凳。在冒菜店工作过的李俊凯告诉本刊，店里小而闷，外面两张桌子上方有门头，遮阳避雨，非常抢手，“几乎没空过”。

　　张颖夫妇和两个女儿就坐在外面的桌上。她在对外发布的视频及评论区里回忆，她原本坐在木桌的外侧，但两个孩子要求把她换到里侧。21点58分，热乎乎的冒菜端上来，小女儿刚咬了一口，张颖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头顶有东西砸落下来。恰巧路过的梁杰目睹了这一幕。

　　他看到一排挨着的冒菜店、米线店、水果店、重庆面馆和华莱士五家店铺的招牌连着铁架齐刷刷掉了下来，地上一阵灰尘腾起，惨叫声一片。

　　巨大的声响响起时，王倩正在水果店背着身付款，除了店员外，店里只有她一个顾客。她形容那声音“像汽车撞进来”，店铺的卷帘门也“啪”地掉下来。王倩以为是车子肇事，赶紧跑到门口。卷帘门底部被水果筐卡住，留下一点缝隙，她从中爬出来，发现外面被一人多高的铁架子封住。

　　赵军和朋友是第一批赶去救人的，他们一行七八个男人，正在街道对面饭店吃饭。他们跑过去，看见地上一片狼藉，木桌、凳子、广告牌和锅碗瓢盆的碎片，还有一滩滩被碾碎的食物。张颖瘫坐在地上，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地上放着一个。赵军的朋友赶紧抱起地上的孩子，拦住一辆出租车，把孩子送去红会医院。回去的路上，朋友还跟赵军念叨，孩子浑身血迹，身体软绵绵的没有知觉，不知能否抢救过来。

　　招牌中段，有人喊“2人被压住了”。赵军跑过去，此时店门口已经聚集了几十人。赵军他们从外往里看，不能确定伤者在哪里，几十人试图将招牌抬起来，很费劲。

　　抬了一会，店铺里有人在喊“不要再抬了”，他们抓来几辆共享单车撑着铁架子，希望伤者不要被压得太难受。招牌右侧也压了一个男人，有人爬进去将他拖出来，男人一直趴在地上，额头裂了一条大口子，赵军担心他无法呼吸，喊人将他翻过来一点，并摁住伤口。

　　张颖的大女儿在送到医院抢救2小时后离世。“她的血流了我一身，已经流完了，医生抽出来的已经不是血，是淡黄色的液体。”张颖在视频里哭着说，大女儿去世前，眼睛闭不上、嘴巴闭不上。她说送往同一医院的另一家的一个孩子也去世了，自己的小女儿还在急救。事故造成3死7伤，遇难者还有一名成年人。

　　从昆明白云路地铁站A1口下车，顺着北京路往北走500米，就到达了金江路。金江路全长1.3公里，路北侧从左到右分别为金福园、金康园、金星三个小区的底商，南侧为同德广场和其他几个小区。金江路南侧一茶馆老板告诉本刊，

　　出事的金江路北侧美食店铺密集，至少有五六十家店铺，都是二三十、五六十平方的小店面，楼上为居民楼。

　　金江路是从2014年才开始热闹起来的。梁杰曾于2013-2017年在昆明念大学，如今居住在金江路附近。他向本刊介绍，昆明市早期发展重心是五华区和官渡区。十多年前，昆明城市向北侧扩张，紧邻两区的盘龙区成为新的发展重点。2009年，金江路南侧的城中村大白庙村启动拆迁，用以建设包括同德广场在内的商圈。

　　2014年12月，同德广场正式开业。同年，地铁二号线开通，将盘龙区与其他区域联通。

　　梁杰说，这之后很多同学毕业后都选择在附近买房，当时房价每平米只要七八千元，比市中心要低几千元。金江路的商铺也是从此时开始从零星几家走向密集。梁杰说，

　　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黄龙就在金江路附近做清洁工。黄龙是昆明市北部山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倘甸镇鲁嘎村人，今年49岁。一位村民告诉本刊，黄龙是从深山里的一个自然村搬到鲁嘎村的，那里泥石流灾害严重，前政府实行易地搬迁。但搬迁后，村民远离了土地，不得不骑三轮车去耕种，种地变得麻烦，越来越多村民外出打工。

　　隔壁村一村民向文轩告诉本刊，出于回家便利的考虑，当地超过半数村民选择在昆明市务工，男性主要从事运输业，女性则在饭馆、酒店做服务员。发展迅速的盘龙区是他们务工的首选。21岁的向文轩从幼儿园起，就跟着父母来到盘龙区，租住在同德广场两三公里外，毕业后在附近一家4S汽车店工作。村民说，黄龙夫妇原本一直在家种地，一年有一两万收入。10多年前，为了供养孩子读书，夫妇俩也外出打工，儿子今年才高中毕业。

　　王薇在金江路南侧金禧园小区做房产销售9年，对事发的五家商铺非常熟悉。她说，五家店铺里，开的时间最长的是重庆面馆，有六七年时间，右侧的华莱士开业三年。另外三家开业不到一年：米线店是去年上半年开业，水果店是去年年底，冒菜店是今年3月份才开业。

　　对面一商铺老板告诉本刊，由于租金贵，金江路店铺更换非常频繁，短的一两个月。这次出事的水果店，老板于强是甘肃人，今年34岁，他告诉本刊，

　　水果店57平米，一年租金18.4万，另需3万转让费和2万押金，租金半年一付。店铺线上线下双渠道售卖，经营到现在，还有几万块钱的亏本。

　　于强说，事发五家店铺为同一房东，房东曾在签约时口头告知，不能改动门头的广告招牌框架，他只是在框架上重新覆盖了一层广告布。一位城管执法人员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提到，坠落的广告牌是2015年设置的，十分老旧。这也意味着，在店铺频繁更替和变动中，很难有人去关注到广告牌框架是否安全，有没有松动，更不会注意到其维护的问题，危险也因此埋下。

　　据本刊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今，山东德州、山西太原、四川邻水县、重庆渝北区、广西河池、广州等全国各地发生了至少20次广告牌坠落事故，造成小至车辆损坏，大至多人受伤甚至死亡的事故。例如，2021年，太原市兴华商贸广场6层广告牌坠落，致一驾驶员死亡。

　　比如极端天气如大风、暴雨会加剧广告牌的不稳定性；而且广告牌为户外设施，长期暴露在风雨侵蚀和温差变化中，若结构设计不合理或承重能力不足，或使用劣质材料，也易发生坍塌。

　　事实上，在安装时，此次涉事的招牌设施就不符合规定。2009年施行的《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准则》规定，沿路建筑物外墙的广告牌外挑距离不得超过1.5米，而涉事招牌凸出门店约3米。事故现场图片显示，

　　为了加强户外广告设施管理，2012年《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实行，要求广告牌的设置执行许可管理制度，即商家设置广告牌时，需要向管理部门提交营业执照、效果图等材料审批。同时要求管理责任人每月检修，超过两年需进行安全检测，并提交安全检测报告，否则罚款五千至一万元；而且，广告牌达到设计使用年限，需自行拆除。

　　但在具体的执行中，这一规定并没有完全依规被执行。一名城管执法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出事的广告牌设置时无需审批图纸，只需要装修手续，2015年后才强制要求图纸。广州大学政府管理系副教授蒋红军曾于2022年入选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专家库，针对此次的事故，他告诉本刊，如若事发广告牌是在审批制度前设置的，就属于非常难管理的历史遗留问题，其将之称为存量户外广告“堰塞湖”。

　　他提到，解决这种早期管理不严格前提下产生的广告牌，摸清底数是第一步，这要求对历史广告牌进行普查，了解诸如设置时间、尺寸、责任人等信息，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他曾经访谈过基层城管执法人员，对方不仅要管广告牌，身上还肩负着着管理小摊小贩等几十项任务，还常常得面对商家“为什么拆我的不拆他的”的疑问，很难执行。

　　廖杨也提到，广告牌管理涉及工商行政管理、城建、环保、公安等多部门合作，如果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也会导致效率低下。此外，各地投入的财力和人力成本不同，执法力度也不同，部分商家或市民缺乏主动配合的意识，都会增加管理难度。

　　南昌市城管局市容与广告招牌管理科的科长2021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从2017年到2020年，南昌市拆除各类违规广告招牌数量分别为19975块、33221块、4712块、11640块，但全市大型户外广告牌仍有2300多块，且多数无法提供安全检测报告。

　　这类户外广告牌如同“定时炸弹”，隐患巨大。每起大风，所有城管队员都要上街巡查，因为一旦出事就事关生命安全。

　　多位广告店老板告诉本刊，招牌的审批重点在市容市貌，即招牌尺寸、颜色等需与周围商铺保持一致，“如果店铺背街或位于规模小的小区，或者仅在原有框架上覆盖广告，也可不报备，有些城管也不会审核图纸。”而且店铺招牌的制作也较为凌乱，门头框架有时是交由广告店负责，有的则交给装修公司。

　　对于现存的问题，蒋红军建议，可以借助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提高管理效率。

　　目前广州已经开始在人流量、车流量大的区域针对大型广告牌进行智能管理试点，若广告牌倾斜角度或位移过大，就会进行事先预警。而且，广州部分区、乡镇（街道）已通过向行业协会等第三方购买服务，定期对户外广告牌进行安全检测；属地村居也通过设置居民举报投诉等举措，动员商家和民众参与户外广告和招牌管理，共同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目前，黄龙的妻子与儿子已经出院；张颖的小女儿已从ICU转入儿童医院。在出事的第二天，张颖发布了一段之前给大女儿拍的视频，她圆圆脸、齐刘海，穿着白绿两色pg模拟器的舞蹈服，挥舞着10米的蓝色彩带，在练舞室里练舞。张颖说，喜欢舞蹈的女儿为筹备7月23日的比赛，已经准备了近半年。她曾跟妈妈说，“我要拿一个金奖回来给你哦！”